当今之世，说某人是个天才，未见得全是夸赞。然而，对于徐志摩，却只能这么说，否则你解释不了，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，会在短短十年间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。 

一个著名的诗人，一个优秀的男人，这样理解徐志摩，还远远不够，深入研究，你会发现，他的形象，比我们原来的了解，要伟岸的多，也光辉的多。几乎可以说，毕其一生，他的志向和努力，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，尽快地走向民主；提高国民的素质，尽快地自尊自强。这一心志，在他最后一本诗集《猛虎集》的序里，说的很是透彻：“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，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” 。（汉密尔顿，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，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。） 

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，在徐志摩回国前，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，一个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，一个是同年七月在东京成立，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。然而，这两个文学社团毕竟有着它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，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，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，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。创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学生，人人英雄，个个好汉，只是气量狭窄，格局太小，难孚众望。真正赓续五四精神，影响广披，建树卓著的，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。 

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，应者云从，而灵魂即是生命，有他在，不管人多人少，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，落下升起，运转自如，没了他，这轮新月只会落下，不复升起。事实上也确是如此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，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，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《新月》月刊，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，终是气数已尽，不久便寿终正寝。仅此一点，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。可以说，有了徐志摩，才有了新月派。 

尤可骇怪的是，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，梁实秋，还有叶公超、温源宁、杨振声，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，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。不要忘了，现代文学诸名家中，梁实秋留美多年，专门研修文学批评，在这方面，他有足够的自负。“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，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。”这是多高的评价！ 

天才云云，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。公允地说，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，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。最终受惠的，还是他苦难的家邦。